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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冯雷（北方工业大学副教授）
茅盾不仅是“新文学”的创始人之一，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。他在南方出生、长大，在革命成功之前长期在南方生活、奋斗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茅盾被委以重任，定居北京直至猝死。算上学生三年，茅盾在北京生活了35年。 85岁高龄的他，40%以上的时间都在北京度过。可以说，北京是茅盾年轻时离开的方向，也是他晚年的归宿。
“除了多吃北方的沙子之外，没有任何新的收获。”
1913年夏天，17岁的茅盾已经中学毕业，正在规划自己的下一步。恰巧此时，上海《深圳报》发布了一份“名单”。连续多日在头版刊登“北京直属学校招生”的字样，“这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北京大学的第一次招生。”尤其是到北京大学读书，可以说是完成了茅盾父亲的遗愿之一——茅盾的父亲沈永熙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，1898年他有很多志向，就是要到首都大学读书。可惜百日维新失败了，不久，父亲在壮年时病逝了。茅盾报考北大，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，在母亲的支持下，茅盾报考了北大新生。
与茅盾同级的预科新生有200多人。宿舍不在同一区域。部分学生住在海边新建的简易宿舍，“纸天花板，两人一间房”。房间“非常小，除了床、桌子和书架相对，中间只能容纳一个人”。茅盾当时被分配住在翻译中心。翻译学堂的前身是创建于1862年的同文学堂，是清政府迫于形势被迫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。 1902年，清政府将同文博物馆与首都大学合并。当我们跟进时，“商定将同文博物馆改为翻译学校，并与北河沿购买一栋大楼。”中华民国成立后，翻译研究所被关闭，用作大学预科课程。如今，翻译院已经不见踪影。原址现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在地rt 和其他单位。虽然是老建筑，但是地方还算宽敞。那是一栋“二层平房”，“楼上楼下各有两个大房间，每个房间大约有十张床”。取暖采用带有烟囱的西式煤炉。 “有一名校卫来生火。”这不像在海滩上你必须自己做。
新文化运动后，北京大学确实光芒四射，茅盾当时就毕业离开了学校。茅盾求学时，学校环境不像后来那样压抑，甚至给茅盾留下了“学术环境沉闷”的印象。而且茅盾性格内向，行事谨慎。也许是因为这些原因。从现有资料来看，茅盾并没有当时不会被遗忘的英雄言行。回忆起这段时期，茅盾只说：“除了多吃一些北方菜之外，没什么新鲜的了。”沙子和泥土，让我厌倦了学校生活。但从茅盾的进步和成长来看，他在北京求学三年所得到的礼物绝不仅仅是“沙子”。
据某人介绍，茅盾毕业时曾在商务印书馆翻译室工作过一段时间。他先是在英语系英语函授学院工作，修改学生送来的教材，不久又调到中文系翻译书籍。由于在北京大学学习外语，茅盾能够游刃有余地从事这两项工作。茅盾在校期间，北京大学“在全校范围内积极推广外语对话”。除汉语学习课程外，其他课程均采用外语授课。课外活动，如会议、讲座、讨论等，经常用外语进行。”甚至“对于一些老师来说，这几乎是强制的。这种矫枉过正的说法直到1917年蔡元培就任校长后才有所改变。
其他文学课茅盾的著作首先是由外教直接授课。学校的外籍教师有法国人、英国人、波兰人、美国人等。除了英语之外，北大还要求学生选修第二外语。茅盾选择了法语，显然也接触过拉丁语。茅盾的英语水平很好，他偶尔会责备同学。他先完成别人的作业，然后完成自己的作业。虽然他经常出错，但是他的速度很快。因此，当茅盾发现“在商务印书馆商务部，大家都说英语的居多”时，他暗自庆幸自己的英语口语能力能够提高。在获得外语的同时，茅盾的文学作品也大大扩展。在做准备工作之前，茅盾坚定地认为“秦汉以后的书不宜读，文章应与真实的风格一致”。他观点狭隘，思想保守。进入北大后，可以说茅盾读书了。寒假期间他留在北京读《二十四史》等。进入商务印书馆后，他已经不能算是“异类”了。茅盾的博览群书让他的前辈们感到惊讶：“你才二十岁，哪有时间看这些书？”在现代文学史上，茅盾并不是以学者或翻译家而闻名，而是以翻译家起家。茅盾后来广泛讨论中外文学，特别是外国文学。茅盾以欧洲神话、风俗文学、民族文学、经典、同时代等为重点，撰写评论、传记、注解、序言、笔记、注解等300多篇。es，以及有关西方文学等主题的翻译帖子。无论是新版还是旧版《茅盾全集》，都有6卷厚厚的文学相关文章，可以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成就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茅盾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是从翻译开始的。上海共产小组成立后，应李达邀请，茅盾在《共产党》月刊第二期上发表了四篇译文。后来，茅盾公开表示：“正是通过这些翻译活动，我第一次了解了什么是共产主义，什么是共产党的党纲和内部组织”，“我从翻译中学到了共产主义的初步知识”。从这一点来看，那些咀嚼“北方之沙”的日子，对于茅盾这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来说，可以说都是重要的。有着深远的影响生命的意义和益处。
“他读的书比我们多得多，而且读得很仔细。”
1949年2月25日一早，茅盾、李济深、沉钧儒、张伯钧、郭沫若等35人乘火车离开天津，于中午12时15分“安全抵达北平东站”。对于茅盾来说，这是他与北京阔别33年后的重逢。茅盾忍不住：“翻译研究所消失了，整个北京几乎无人知晓。”重温故地的愉悦叠加在革命胜利的喜悦之上，他内心的波澜更是不用说。
刚到北京，茅盾他们就安排住在北京饭店。当时的北京饭店只有5层，1907年进行了扩建。今天人们看到的北京饭店又于1954年和1974年两次扩建。历史上许多名人都曾下榻过北京饭店。例如，孙中山1924年抵达北京时，恩在6501套房暂住，现在门边挂着一块铭牌，清楚地标明了在这个房间的特殊经历。不过，茅盾此时抵达北京时住在哪个房间，已无从得知。说起茅盾在北京的暂居，我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发现。北京祥昌路与万明路交叉口西北角有一家东方宾馆。民国时期颇为盛行，与北京饭店、六国饭店并称四九市最高档的三大饭店之一。 21世纪初，东方宾馆在每间老客房外都挂了一块牌子，介绍过去的客人。其中313号房间上面写着“茅盾”。据前述介绍，“1949年7月至9月，茅盾参加中华全国文联会议时下榻东方宾馆。艺术工作者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。”不过，现有的年表和传记中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。我想，可能是因为工作原因而平分住所的例子太多了。在这密室中，东方宾馆313室也可以认为是茅盾故居之一。
除了文学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之外，茅盾还有很多其他的任务。建设新中国，要制造数百种废物，要解决无数问题。茅盾的忙碌可想而知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前，周恩来请茅盾出任文化部部长。不过，茅盾并不打算长居北京。相反，他希望在杭州西湖边买一套房子并写作。经过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的劝说、开导，茅盾终于贪留并同时担任文化部部长、中国作协主席和许多重要出版社的负责人。 1949年11月2日，茅盾在东四头条主持召开文化部成立大会，文化部正式开始运作。 1950年1月，茅盾从北京饭店搬到文化部宿舍，开始在北京生活。
当时文化部利用美国人创办的中国学校建设。茅盾宿舍是一栋假三层楼，原是中文学校教师的宿舍。一楼主要是厨房和餐厅。茅盾夫妇住在二楼，秘书和孩子们住在三楼。茅盾住在1号楼，2号楼分配给杨汉胜，3号楼几经易主。周洋、钱俊瑞、肖旺东g都住在那里。目前潮内头条社区，有一栋倒T型建筑，为三层建筑，前面有八根古希腊爱奥尼亚柱。楼内挂有周维志题写的对联和王蒙题写的匾额。它们似乎都在悄悄讲述着用作文化部礼堂时“与学者有说有笑”的热闹景象。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，我发现有很多茅盾和他的孙子在20世纪60年代和1970年代拍摄的照片，似乎都以这个礼堂为背景。可悲的是，那座见证了茅盾欢乐与悲伤的假三层楼。
由于茅盾身兼多职，每天要处理很多事情，其中一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1951年前后，捷克斯洛伐克驻奇沃大使韦斯科普夫向茅盾报告，西部一座古庙内有明代壁画。北京郊区，没有得到适当的保护。事实上，当时的文化当局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，但茅盾仍然公开接受大使的建议，进一步加强保护。以壁画闻名的京西古刹，就是现在位于石景山山口的法海寺，素有“小众难认”之称。没想到，法海寺竟然与茅盾有关。这座寺庙离我任教的学校不远，所以这个轶事让我感觉特别亲近。
茅盾是一位久负盛名、为文艺界所熟知的老作家。出任文化部部长、中国作协名家后，他关注文学界的发展。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曾对他的编辑说，茅盾“读的作品比我们多，他读的作品比我们读的多”。我仔细。他读过的一些作品，我们可能没有读过，甚至不知道。”所以仔细地读着。读的时候，他还做了一些评论和笔记，长的七八百字，短的十几字。想一想，茅盾并没有打算将他一生中的零散文字公布于众，所以他直接直接写了出来。比如，对于《青春之歌》的开头，茅盾认为“这首诗的描述是直白的，不是直白的”。不仅如此，茅盾还写下了自己的想法，最后还不忘加上括号：“这是一个粗略的提纲，文字还需要细化。”谈及孙犁时，他觉得：“孙犁的小说《风雨一记》和《风雨二记》有更大的志向，其他的也有一些不错的章节，但总的来说，气氛不够，形式与内容不符。”茅盾读完《饲养员赵叔叔》后说：“我一看到标题，就知道这是对饲养员的致敬。当然，茅盾并不是所有人都看的。多年来，他对茹志娟、陆文夫等人的支持，有说服力的固然可以讨论，但意见也证明茅盾有独特的眼光和严格的艺术要求。
茅盾并没有忘记他的文学作品。来北京之前，他打算写《练习》，本来是五卷本的小说。茅盾在香港完成了这部作品。很多个。但新的身份、新的形势、新的要求，让之前的想法无法实现。 1951年底，茅盾受公安部委托撰写反映反反革命运动的电影剧本。剧本于1953年完成，但专业导演认为剧本过于新颖，不适合拍电影。由于茅盾的身份和影响力，不为常人所扰，所以就记录下来了。 1955年，茅盾获得三个月的创作假，决定写一部反映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小说。然而，他刚写完大纲和部分初稿，假期就结束了，创作计划也就没有了。两次尝试均未成功，茅盾悲痛欲绝，在1956年和1958年，他忍不住向上级抱怨自己对作协询问创作完成情况的例行回应。
1970年1月，茅盾的妻子孔德君因病去世。处理完后事后，茅盾也病倒了。茅盾的身体从来都没有强壮过，但此时他的病情却很危险，是“他的医学史上最危险的”。康复后，茅盾悄悄销毁了自家小楼里的两本20世纪50年代的手稿，说：“这两部作品都没有写成功，也没有锡尔比。”
“我年老体弱，还有其他写作计划。”
妻子去世后，茅盾的儿孙搬进了小楼一起居住。然而，他们平日里工作、上学，不与亲朋好友交往。因此，大多数时候，茅盾仍然独自在家唱《空进城》，“终日无所事事，不满足”。茅盾此时已年近八十，患有各种慢性病，视力也很差。在给亲友的信中，他最初表示自己“无法辨别三尺之外的五根手指”，但没过多久，“三尺”就降为“一尺”。由于长期服用安眠药，茅盾经常出现“头晕、手颤、腿软、乏力”的症状。 1974年4月和5月，这种情况更加明显。继续住在bui楼下，上下楼梯不方便也不安全。于是，茅盾申请换房，并获得批准。
选房子也很顺利。我先查了东城小丫宝胡同李德全故居，又查了后园恩寺胡同杨明轩故居。从现实的角度来看，茅盾选择了后者。即使在北京，说起后园恩斯胡同也只有少数人知道，但说起南锣鼓巷，也许人人都知道。后园恩寺胡同在南锣鼓巷东侧。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把目光投向了南锣鼓巷，却不知道这一带有很多名人故居，其中就有茅盾在北京的最后一处住所。 1974年底，茅盾告别了生活了25年的文化部小楼，搬到了巷子里的一个小院。此后，除了1976年的三个月外，他在茅盾为加固家园，暂时居住在钓鱼台南沙沟高干楼，一直居住在这个偏僻的地方，直到去世。小四合院的大门不是很高，但门口两棵十多米高的白杨树却显得格外精彩，自然让人想起茅盾的著名散文《白杨赞》。院子不是很整齐，有前后两个入口，孩子们住在前院，茅盾住在后院。 “它独立、安静、不受干扰。房间有大萨拉米窗户和充足的光线，使其成为阅读和写作的理想场所。” “这个卧室是他住过的所有卧室中最宽敞的，几乎是东四头条五号院第一小楼原来卧室的两倍大。”条件有了很大改善。
茅盾住在小院里，偶尔写一些旧体诗。尽管他内心深处觉得“诗歌是最能体现“我的真情”，从艺术水准上看，他也知道：“我知道我写的像旧体诗，意境还是散文。”此外，在搬家前半年左右，茅盾还曾有继续写《霜叶如二月花》的雄心勃勃的计划，写提纲、排脉络、列人物。但由于看病、选房、搬家等工作繁忙，工作的连续性受到影响。 20世纪70年代，有读者写信给茅盾，建议他继续写《留霜如二月花》，茅盾遗憾地说：“我年老体弱，又有别的打算，不能再继续写《霜叶红如二月花》了。我现在已经八十三岁了，不知道自己还剩下多少年了。”茅盾的《回忆录》当时的工作，后来成为“我走过的路”。这也是茅盾在后圆恩寺胡同四合院中最重要的创作。
茅盾是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目击者。在他搬到院子前后，有人建议他写一本回忆录。但茅盾态度严肃，认为“写回忆录光有记忆是不够的，需要查阅以前的报刊来确认、补充或纠正自己的记忆”。但当时的条件不允许这样做，所以他没有开始写作。后来我决定口述录音，让家人一边录音一边录音。然后我根据录音、录音，组合成手稿。这是一个三管齐下的相互参考的方法。 1976年3月24日，小院里响起一连串“上海话夹乌镇话”的奇怪口音。就在那时，茅盾“采取了麦克风靠在沙发上”，开始回忆并重述过去的事件。
通常，茅盾午休后下午3点左右开始录音，每堂课持续两个小时左右。他晚上和早上都躺在床上思考接下来录音的内容。刚开始录音的时候，茅盾总是不敢把磁带留白，所以说话很匆忙，完全打乱了草稿。运行几次后，录音变得更加流畅。整个四月，茅盾“几乎每天都在听写、记录，就像一台全速运转的机器”。次年秋，茅盾读完校稿后感到不满。 “他认为它只报道经历，缺乏文采，只有骨头，没有血肉”，“不能表达作家的风格”。于是他决定根据录音重写。表现了茅盾严肃的创作行为。茅盾当时已是八旬老人，双目失明。他的左眼视力只有0.3。茅盾回忆录的写作是秘密进行的，不向外界透露。直到1978年春节，莫寒等人建议茅盾写回忆录。尤其是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魏君毅专程请茅盾为《新材料·文学说》准备稿子。茅盾不仅答应了，而且当即同意写刊头出版。
文艺轨道回归后，不少个人、刊物、团体向茅盾求笔。每当阳光明媚、光线充足的时候，茅盾就会在屋子西侧南窗下的大书桌上泼墨。对于自己的书法，茅盾说：“我的书法没有什么好风格。 Shojin看到了，但从未学过。小时候，很多p人们让我写出书籍和出版物的标题。看起来不错。 ” 于是私底下，他自嘲道：“我的‘书法’还真是一样。”“月月湖”在老上海话里就是随意、马虎、马虎的意思。据说当时新推出的杂志十有八九都是茅盾署名的。写诗、写碑文、被求稿子压得喘不过气来，让茅盾又变成了“异族”。他说：“我写小说，我是业余爱好者当谈到诗歌时。外行人写诗，说明他没有做好本职工作，所以还是被认为是‘异族’。”“异族”的自嘲似乎表明茅盾自始至终都在思考创作一部小说。1980年，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印了《霜叶红如二月花》，其中一段文字是茅盾特意修改的，以便与未完成的序列衔接。茅盾的子女相信“他仍然相信有一天他会再次完成续集。”然而，茅盾当时没有原谅的作品无疑是他的回忆录。可惜事情并没有如他所愿，茅盾最终未能实现他的全部写作计划。其余的都是后人根据茅盾留下的录音和资料写成的。
茅盾去世已有40多年，但他留下的文学作品和以他命名的文学奖仍然继续激起人们的讨论。因此，茅盾可以说“人已逝，风范永存”。在寻找茅盾的过程中，我无意中发现黑芝麻胡同有一所总校，与后园恩寺胡同之间隔着南锣鼓巷。 “黑岛胡同小学”三个字也是茅盾所写。故居与小学毗邻。一侧是老作家，另一侧是德是红领巾，那边是山，那边是红日升起。听着学校里熟悉的喊叫声，我不禁再次感受到了做男孩的轻松和把握。
北京茅盾故居附近的黑芝麻马胡同小学以茅盾命名。冯雷 摄
《光明日报》（2025年11月14日第13页）